“这里的床位满了吗？一个床位的收费多少？根据周围老龄人口的需求，床位够吗？”7月14日，调研组走进北京市朝阳区彩虹村庄养老院———一家由民营机构运营的养老院，细致地询问了养老院负责人一连串有关养老院如何可持续运转以及供需层面的问题。这家于2013年投入使用的养老院有600张床位，目前入住的老人有300余位。
“我一个亲戚告诉我，她找熟人去问，结果答复是想去的那家市级养老院的床位要等80年。可是我们上午看到的、听到的信息却是区街乡以及社会力量办的养老机构床位入住率不及50%。这种供需矛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带着当天上午的调研感受和下午座谈会上听取北京市民政局负责同志的介绍，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将这个藏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又提出来了。
“我来解释一下。”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接过话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布局在农村一级的养老院大多条件很差，没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农村老人受观念的强制，大多不会去养老院，但是真需要去了，这些养老院又不能承载起应有的功能；二是民营的高端养老机构设施服务都很好，但不是大多数人能够承受消费得起的。”
“所以我们今年的工作导向是，由过去大而全的大包大揽转向精准服务，明确政府的工作目标就是保基本、兜底线。对于那些失能失独的老人，政府必须承担起对他们的扶养责任，让这些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而对那些活力老人，我们要充分运用好市场这双手，在政府的监管指导下，发挥起为老人提升生活品质和质量的效能。”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在李万钧的发言后补充道。
“我去年也参加了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的有关养老服务的调研。回来后，我反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养老服务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否可围绕‘三个尊重一个保证’的思路来搞？”调研中的所见以及座谈会上听取地方政府部门的思考，触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巨禄就养老产业中政府的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谈了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老龄人口中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群体，政府一定要研究保证政策、投入相应的财政基金，切实管起来，不躲不闪；剩下范围的老人群体，可以按照‘三尊重’的原则，尊重市场属性，按照发展产业的思路，尊重产业发展的自我选择权、尊重产业属性的服务定价权。”王巨禄说。
调研中，调研组成员也对北京市、天津市出台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天津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给予肯定。
“养老这件事要做好，首先要政策框架清晰。北京市和天津市针对问题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思路特别好。养老这件事要搞好，就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切实推进养老服务。”陈晓光认为北京、天津两市在推进养老服务方面的做法思路清晰、措施得当，在全国走在了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