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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知道他们，他们是死人医院，“八宝山前一站”，整天死人，搬到小区里来多晦气，我们一辈子也发不了财了！

　　上百名居民在医院门口抵制，一个小伙子激昂地对大家喊：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抵制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搬进去了就轰不走了！

　　于是老人们被迫在马路上呆了4个小时，其中还有5个临终老人。联系其他医院，一家医院说可以接收，但每个老人的押金最少5000元，而他们每个老人只收2000元押金。

　　一个护士哭着问：院长，我们算好人吗？我们干的事算好事吗？为什么我们是好人、干的是好事，可别人这么反对我们？

　　李伟一时无言以对。他只好给原来搬出来的房东打电话，请求搬回去，但房东说，房租由16万涨到了30万，李伟咬牙应承下来。

　　但每次搬家都遇到好人，当时找不到回去的车，没想到一个黄包车司机听见护士哭，带来了一个车队，他说，谁没有老人？一连帮着搬了四趟，最后李伟再找这个司机答谢，已不知去向了。

　　直到1995年，在社会各界关注下，松堂医院稳定下来，1996年，医院开始扭亏为盈，但还是刚刚赚到一辆救护车的钱。

　　让临终者获得尊重、安慰

　　松堂关怀医院，有老年公寓的功能，护工24小时照顾老人吃喝拉撒；又有医院的职能，有十多名经验丰富的医师、20多位护士提供医疗救治；但与普通医院又有所不同，对病人不大量检查，不进行创伤性的治疗，诸如抢救、插管等，而是“姑息”治疗，最大程度缓解病痛，更重要的，给病人提供心理的、精神的安慰。

　　护士长董伟在这里工作了13年，每天笑容挂在脸上，她在楼道里，遇到一个80岁坐轮椅的老人叫“帅哥”、遇到一个老太太喊“美女”，大家都高兴。“我们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大班。”董伟说，这里百分之六七十的老人都有脑萎缩，还有人曾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卧床失能的老人占85%。

　　李伟统计，一个老人从进入临终状态，到离开这个世界大约是10个月的时间，这和生命来时，在母亲子宫里的时间正好相当，这时就需要亲情、医务、社会志愿者共同呵护他。

　　护士长董伟指给记者看，这个老人曾是军乐队的指挥，旁边这个曾是西北“爆破王”……许多老人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他们往往沉浸在昔日的荣耀和失落里，这时就得给他足够的尊重，比如，军乐队的指挥，就任命他担任休息厅的“厅长”，他很高兴。

　　另外，一个爱管事、当过居委会主任的大妈，董伟就“任命”她为院长，她经常给医护人员开会：你们对得起工资吗？大家唯唯诺诺：院长，我们一定好好干！

　　还有一个老太太，说有人偷了她东西，医护人员这时就得扮演多种角色，郑重登记立案，并请另外一位病人家属扮演警察，然后把“嫌疑人”带走……老人这才满意。

　　还有人痛苦在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里，比如一级工资没有涨，职称没有落实等，这时医护人员就要帮他们涨工资、升职，帮他们解开疙瘩轻松地离世。

　　来医院看望母亲的王先生对记者说，老人在这里我们放心。

　　临终者不光是老人，30多岁、20多岁的患不治之症的青年甚至刚出生就无法生存的婴儿，都是医院的常客。

李伟写过一本书《每天拥抱死亡》，与临终者打交道，体味着生命的无常，“向死而生”成了他们工作的常态，给临终者安心、希望、欢喜，让这份不寻常的工作充满了快乐。

　　全世界拥有志愿者最多的医疗机构

　　这里有清华大学“秋叶静美”爱心小屋。清华、北大的学子们来这里为老人服务始于1990年，现在的学子们惊叹：我们当时还没有出生。

　　志愿者们是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驱走了老人心灵中的暮气与孤单。

　　92岁的金奶奶是满族人，爱新觉罗家族的，是位“格格”。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进入她的房间，都要先跪下“给格格请安”，金奶奶躺在床上说“平身”，大家再乐哈哈地站起来。

　　1997年，《纽约时报》报道，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一共有超过20万人次的志愿者服务过，是全世界志愿者人数最多的地方，现在这个数字已超过50万。院办主任朱林说，现在有近400家志愿者团体常年来服务，院方已开始限制人数，每天的志愿者不超过30人。重阳节等重要的日子，避免老人们“吃不消”的问题。

　　歌唱家关牧村已经连续十年每年来松堂服务，每次给老人们带一万多元的食品等礼物，给老人们唱歌，一个屋唱完，再唱一个屋。

　　来这里为老人服务的文艺明星很多，胡松华、吕丽萍、邰丽华、六小龄童、刘一祯、魏晨、张含韵都是这里的志愿者。

　　记者遇到的另一个爱心组织“暖阳志愿者”，来自通州的年轻人“梦想成真”说：我们两周来一次，来陪老人聊天，给他们唱歌，每一次都能让我们更真切地体悟爱和生命，所以，我们都喜欢到这里来。

　　一位志愿者写道：趁着我们的今天一切还年轻，请从我们自己的身边开始，关注你身边每一位长者。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注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