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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两万人获养老护理员资格 供求缺口大

[日期:2013-07-09]作者:财新网

   

 【财新网】(记者 蓝方 实习记者 杨佳秋)作为北京最大的民营养老院,十三陵温馨老年公寓为一千余名老人提供照护服务。可在今年春节前后,整个养老院只剩下六七十个护理员来照顾老人。

 这其实是常态。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达到1.93亿,超过80岁的高龄老人在2000万以上,失能、半失能老人则超过3300万。根据国际上护理员和失能老人的通行配比13,业界普遍估计我国在养老护理员上的缺口或将达到千万。

 然而,在普遍的微利乃至亏损压力下,大多数养老服务机构的选择,都是尽可能压低人力成本。低工资下,无论是一线护理员还是管理人员,过于频繁的流动以及数量上的绝对短缺,已经成为养老行业十分普遍的问题。

 到底有多缺人?

 专业的护理人员到底有多紧缺?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养老研究中心主任王帅估算,当前全国养老机构390万张床位,按80%的入住率,和1:5的护理员配比,需要60万护理员。而目前全国仅有两万多人取得了护理资格。其间的缺口,以及居家养老的庞大需求,均由普通保姆、家政工来弥补,基本上都是文化程度较低、家庭贫困的“四零五零”农村妇女。在专业性上,她们往往难以满足雇主的需求,尤其当老人生病卧床需要专业护理时。

 尽管在人口红利末期,普通的养老护理员尚未出现绝对数量上的短缺,但人力成本已越来越高,且流动性也日益凸显。

 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负责人方为芳介绍,最普通的家政工,在2010年时每月1200元-1400元就能请到,到了2012年已经涨到了2000元-2100元,今年春节一过,普遍要价在2400元-2600元。

 高工资并不代表能请到长期、稳定的护理员。“流动性非常大。”日康家政公司负责人许可解介绍,即使护理员与业主、公司签了合同,还是“想不干就不干了,难以控制”。造成流动的原因有多方面,据许可分析,有包括专业性不足、老人病重无法胜任、其他客户或行业提供更高的工资,或者临时家里有事等。

 专业培训滞后

 面对服务人员紧缺及专业性的不足,民政部开始推行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分级培训机制。在2011年和2012年,民政部共安排了4000万元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所属行业协会和职业院校对各地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与此同时,一些职业院校也设置了养老护理课程或者养老专业。

 去年起,专业院校毕业生陆续走向就业市场,情况不容乐观。首都铁路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尽管学校开设了养老护理课程,也组织学生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书,但到毕业时,绝大部分学生还是选择去医院,只有极少数找不到工作的才会去养老院。

 天津职业大学从2010年开始设立养老专业,每届招生额度为80人,基本招不满。专业教研李主任说,这个专业生源面窄、开设时间晚,而学生和家长对于此专业的认识也大大限制了招生,“认为去做老年人的护理,去养老院,比较脏,也没什么地位。”

 针对“存量”的护理员培训,也遭到业内人士颇多异议。这些培训项目均由民政系统的学校承接,常常为培训而培训。“他的内容是非医不医,非护不护。大多数护理员都是四五十岁、从农村出来打工的,政府的培训太偏重理论,他们消化不了。”一家日资背景的养老机构介绍,日本教材往往更重实操性,例如轮椅怎么用、尿盆怎么用、怎么抱老人,而国内的教材动不动便是“瘫痪老人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为弥补官方免费培训的不足,一些民营机构和公益组织开发了更具针对性的课程。对民营机构来说,可以根据已有的经验对员工进行更具操作性的培训,上述日资机构就引进了一整套日本化的培训内容,同时定期去养老机构做培训,但由于无法规避人员流动性,培训常常“打了水漂”。另一方面,公益组织开展的培训,也因为养老护理员工资低而面临招生尴尬。

 尊重人的价值

 在从事多年美国老年日间看护院院长、应用老年学博士傅旻看来,护理员的培养体系对整个养老产业来说非常核心。她介绍,美国一整套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中国现阶段难以想象。美国的养老机构基本由学历教育体系支撑,院长普遍MBA毕业,机构内的医生、护士、社工、理疗师、康复师、营养师等,每个职业都有三到四个等级,硕士乃至博士学历常常是基本要求。只有护工及助理社工等岗位由非学历教育培养,但均要求持证上岗。傅旻认为,政府目前亟需在学历教育领域搭建起成体系的专业格局,尽早进行人才储备。

 而另一方面,从业者也认为政府需要在户籍政策上有所作为。“城市要发展服务业,不仅仅需要高端的服务人才,也需要包括养老在内的生活服务人员。” 泰康人寿旗下泰康之家投资有限公司从2009年开始投资养老社区建设,其首席执行官刘挺军表示,让一线的服务人员拥有平等的居民身份,才有可能解决所谓的招工难。

 “关键还是要尊重人的价值,提高养老人员的工资待遇。”否则将是“政府大量资金投入于培训,培训出来的人才大规模流失。”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